《水浒传》里的酒文化(上)
2013-09-25 12:50:06   来源:三联生活   点击:

樊楼是北宋最豪华的酒楼。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。大约北宋后期,当时人已经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,想当然以为是酒楼老板的尊姓。

  《水浒传》里的酒文化(上)

 《水浒传》里的酒文化(上)

  清末民初的彩色武松打虎木刻年画

  樊楼:酒楼的样板

  《水浒传》有两处以樊楼为场景。一是第七回,陆谦为让高衙内得手林冲娘子,计赚林冲去樊楼吃酒:

  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,占个阁儿,唤酒保分付,叫取两瓶上色好酒,希奇果子案酒。

  一是七十二回,宋江元宵上东京,刻画更为细致:

  出得李师师门来,穿出小御街,径投天汉桥来看鏊山。正打从樊楼前过,听得楼上笙簧聒耳,鼓乐喧天,灯火凝眸,游人如蚁。宋江、柴进也上樊楼,寻个阁子坐下,取些酒食肴馔,也在楼上赏灯饮酒。吃不到数杯,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。宋江听得,慌忙过来看时,却是九纹龙史进、没遮拦穆弘,在阁子内吃的大醉,口吐狂言。

  樊楼是北宋最豪华的酒楼。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。大约北宋后期,当时人已经不太明了其得名的来由,想当然以为是酒楼老板的尊姓。以至于《醒世恒言》第十四卷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硬派樊楼店主叫范大郎,用意大概也是“范”“樊”同音。据研究者说,这篇以樊楼为背景的小说也是宋元话本,但说“东京金明池边,有座酒楼,唤做樊楼”,则是方向性错误。金明池在开封外城西郊,而樊楼则在里城东面,两者一东一西,毫不相干。实际上,樊楼所在地,本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。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,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,于是就称矾楼,也叫作白矾楼。日久天长,才讹传为“樊楼”,后又改称丰乐楼,但总比不上叫樊楼来得响亮。

  樊楼算得上是东京的百年老店,至少在宋真宗时就已名闻遐迩。据《湘山野录》,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(1008~1016),真宗为日本国一佛寺赐额。朝辞日,日本使者临时要求再赐一篇寺记,张君房是最合适的作者。但当天张君房不当值,“醉饮于樊楼,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”。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,名叫“眉寿”、“和旨”。据宋代档案记载,当时,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,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。后来老板转手,酒楼新主“大亏本钱,继日积欠,以至荡破家产”。对此,因为不是国有资产,国家尽可以不闻不问,但国库缺了一大笔酒税,宋仁宗还是十分在意的。天圣五年(1027),中央财政部门收到一道诏令,大意是说,谁愿意承包樊楼年销五万斤的酒税额,就可以给他划拨三千家京城的小酒店,作为酒类专卖的连锁店。从皇帝的亲自过问,也可见樊楼在东京酒楼业中的龙头地位。

  当然,樊楼之外,东京还有些著名的酒楼。例如丽景门内有一家酒楼号称“无比店”,原是参知政事赵叔平的宅第,他致仕回乡后,这里就改成酒楼,“材植雄壮,非他可比”,当时谚语夸耀说“酒苑叔平无比店”。在天汉桥下有一家寿州(今安徽凤台)人开的王家酒楼也相当有名,学者刘攽有诗说它“道旁高楼正嵯峨”,而经营的场面则是:

  白银角盆大如斗,臛鸡煮蟹随纷罗。

  黄花满地照眼丽,红裙女儿前艳歌。

  器皿都是银质的,南北各味菜肴应有尽有,还有娇艳的陪酒女郎。尽管如此,构成东京餐饮业地标的,还得算是樊楼。

  东京酒楼的格局,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面朝大街的门口都扎“彩楼欢门”,欢门就是大门楼,用各种彩色饰物装点门面。这种门面装饰最早出现在东京酒楼,其后在各地大型酒肆、食店、茶楼,也都争相仿效。而节日的欢门彩楼,各家更是花样翻新,别出心裁。据孟元老说,汴京“中秋节前,诸店都卖新酒,重新结络门面彩楼,花头画竿,醉仙锦旆”。而九月重阳前后,以菊花妆点门楼,则成为东京酒楼的一道风景线。走进门楼则是院落或主廊,底层是散座,这些去处称作“门床马道”,档次不高。有身价的都往楼上招呼,那里是当时称为“小阁子”的包厢。一到晚上,“灯烛荧煌,上下相照,浓妆妓女数百,聚于主廊檐面上,以待酒客呼唤,望之宛若神仙”。不过,据《都城纪胜》说“大酒店,娼妓只伴坐而已,欲买欢,则多往其居”,说的虽是南宋临安的行规,北宋东京当也如此。

  东京一般酒楼仅上下两层,唯独樊楼,在徽宗宣和年间(1119~1125)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,《水浒传》中宋江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。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,明暗相通,朱额绣帘,灯烛晃耀。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,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,以招徕宾客。每到元宵灯节,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,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。其中西楼,后来禁止酒客登临眺望,这是出于对皇帝安全保卫的考虑,因为从西楼俯瞰下去就是大内。据《水浒传》的蓝本《宣和遗事》说,樊楼“上有御座,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于此,士民皆不敢登楼”。似乎有理由推测,西楼可能因此而谢绝了外来客。

  樊楼西楼借景于大内,北楼则可以凭眺艮岳,再加上相去不远的州桥夜市与汴河游女,市口十分优越。此即当时诗人王安中所吟咏的:“日边高拥瑞云深,万井喧阗正下临。金碧楼台虽禁篽,烟霞岩洞却山林。”樊楼因原就是京城酒楼老大,“饮徒常千余人”,改造以后,不仅其本身生意兴隆,也带动了周围店肆的人气。连樊楼旁的小茶肆也“甚潇洒清洁,皆一品器皿,椅桌皆济楚,故卖茶极盛”,茶都卖出了好价钱。而许多宋代话本就以樊楼作为敷衍故事的主要场景,其中的描写倒也不是毫无根据的。例如,《赵伯升茶肆遇仁宗》引一首《鹧鸪天》词为证:

  城中酒楼高入天,烹龙煮凤味肥鲜。

  公孙下马闻香醉,一饮不惜费万钱。

  招贵客,引高贤,楼上笙歌列管弦。

  百般美物珍羞味,四面栏杆彩画檐。

  由于名闻遐迩,京城第一,樊楼成为达官贵族和富商阔佬摆谱的地方。《齐东野语》记载了一则樊楼逞富的真实故事。说一个叫沈偕的吴兴阔少,狎游京师,追求一个身价“甲于都下”的名妓。有一天,带她上樊楼,对楼上千余酒客说:你们都“极量尽欢”,最后我来买单。“至夜,尽为还所值而去。”沈偕的豪奢之名传遍京师,不言而喻,那些摆足身价的名妓也“唯恐其不来”。

  当然,酒阁赋词,粉壁题诗之类的雅事,在樊楼也是不少的。政和进士黄彦辅酒酣樊楼,赋《望江南》词十首,歌咏樊楼之月,都人聚观,称其为“謫仙墮世”,词名大振。诗人刘子翬少年时代也曾亲历过樊楼盛况,他有《汴京纪事诗》记樊楼云:

  梁园歌舞足风流,美酒如刀解断愁。

  忆得少年多乐事,夜深灯火上樊楼。

  南渡以后,宋室君臣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,在西湖边又造起了名为丰乐楼的大酒楼,其瑰丽宏伟,“上延风月,下隔嚣埃,遂为西湖之壮”,而丰乐楼正是樊楼在北宋末年的正式名称。刘克庄曾经悲怆地赋诗:

  吾生分裂后,不到旧京游。

  空作樊楼梦,安知在越楼。

  不知道他是否有感于临安丰乐楼而作。刘子翬还有樊楼的回忆,包括刘克庄在内的更多南宋人连这种的幸运都没有。

  樊楼成为宋代酒楼业的样板,各地酒楼在经营风格、布置格局上,都纷纷仿效。宋代话本《杨思温燕山逢故人》写到靖康之变后金人在燕京建造的秦楼道:“原来秦楼最广大,便似东京白矾楼一般。楼上有六十个阁儿,下面散铺七八十副卓凳。”

  大概到南宋后期,樊楼几乎成了酒楼的代名词。宋元之际,姚云文有词云“疏狂追少日,杜曲樊楼,拼把黄金买春恨”;黄溍也有“春风樊楼醉,一笑百斛珠”的诗句。这里的樊楼,明显指一般酒楼,而且还带一点儿青楼烟花味。

  闲话包房

  《水浒传》里常提到的阁子,也叫阁儿,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是指一般起居的小房间。八十一回燕青再入京城见李师师时,描写最为具体:

  便请燕青教进里面小阁儿内坐地,安排好细食茶果,殷勤招待。原来李师师家皇帝不时间来,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喝。看看天晚,月色朦胧,花香馥郁,兰麝芬芳。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,扮作白衣秀才,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。到的阁子里坐下,便教前后关闭了门户,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。

  显然,这里的阁儿,就是李师师的闺房。这一涵义的阁子,小说里还提到晁盖家“一处小小阁儿”,七十八回蔡京、高俅上朝前“在侍班阁子里相聚”,用的也是类似意思。

  但《水浒传》中的阁子,大多指当时酒楼茶肆专设的小间,犹如今天的包房。例如,鲁达与史进、李忠在渭州结识,“三人上到潘家酒楼,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”。小说在这里对阁子没做进一步的说明,而在武松杀西门庆时对狮子楼酒阁则有具体的描写:

  且说武松径奔狮子桥下酒楼前,便问酒保道:“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?”酒保道:“和一个一般的财主,在楼上边街阁儿里吃酒。”武松一直撞到楼上,去阁子前张时,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,对面一个坐着客席,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。武松左手提了人头,右手拔出尖刀,挑开帘子,钻将入来,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。

  据小说交代,其一,阁子在酒楼二楼临街,方位占据酒楼最佳位置;其二,阁子另有门帘与外界隔开,具有独立的空间。石秀劫法场,也是在大名府十字路口的酒楼“临街占个阁儿”,大喝一声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”,跃入法场的。

 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繁荣,酒楼茶肆日渐成为各色人等最爱光顾的场所之一。就是名公大臣,也是常客。名臣鲁宗道被宋真宗任命为太子的老师,其居家附近有东京著名的仁和酒楼。他经常“易服微行,饮于其中”。一次,真宗急着找他,知道他又在仁和楼饮酒,就问他何故私入酒家,他回答说:我家里没有器皿,而酒肆百物具备,宾至如归。恰有故乡亲友来访,就去喝一杯。

  为了招徕顾客,酒楼的经营者们也不断在布局上花样出新,以迎合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,阁儿就是在这种市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。《水浒传》“智取大名府”一回就说到当地翠云楼,“楼上楼下,有百十处阁子,终朝鼓乐喧天,每日笙歌聒耳”。而西门庆为了收买团头何九叔,“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,坐下在阁儿内”,说明类似阳谷县的小酒店,都设有阁儿雅座。南宋话本《志诚张主管》有一段描写:

  张胜看张员外,面上刺着四字金印,蓬头垢面,衣服不整齐。即时邀入酒店里一个稳便阁儿坐下。张胜问道:“主人缘何如此狼狈?”

  西门庆与张胜选择的这种阁子,比起散座来,说话办事显然有较大私密性,故而也叫“稳便阁儿”。

  东京的酒楼大都是二三层楼,正门面临着大街。其格局一般说来,楼上是阁子,底层是散席。宋代话本《西山一窟鬼》交代了这种布局:

  两个同入酒店里来,到得楼上,陈干娘接着。教授便问道:“小娘子在那里?”干娘道:“孩儿与锦儿在东阁儿里坐地。”

  《东京梦华录》描述一家叫作任店的酒楼说:

  入其门,一直主廊约百余步,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。向晚灯烛荧煌,上下相照。浓妆妓女数百,聚于主廊檐面上,以待酒客呼唤。

  这里浓妆艳抹的数百妓女,主要是为两廊密匝匝的小阁子里的酒客服务的。这种小阁子当然不是任店所独有,《梦粱录》对南宋临安三元楼阁儿的描写,几乎是东京任店的翻版:

  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,稳便坐席,向晚灯烛荧煌,上下相照。浓妆妓女数十,聚于主廊檐面上,以待酒客呼唤,望之宛若神仙。

  据孟元老和吴自牧的观察,两宋都城中等规模的酒肆,“俱有庭院廊庑,排列小小稳便阁儿,吊窗之外,花竹掩映,垂帘下幕,随意命妓歌唱,虽饮宴达旦,亦无厌怠也”。在帘幕低垂的阁子里,唤上妓女伴唱赔笑,酒客当然喝得舒心开怀。

  据《武林旧事》,熙春楼等临安一等一的私营酒楼,都有十来个小阁子,其酒器都是银制的,以华侈而炫耀身价。每座酒楼“各有私名妓数十辈,皆时装袨服,巧笑争妍”,以供小阁子里的酒客随时点唤。至于官酒库经营的酒楼,每店设官妓数十人,来头似乎更大,酒客登楼,就拿着名牌,“点唤侑樽,谓之点花牌”,可以推想其出台费应该不菲。而其中大牌名妓还“深藏邃阁,未易招呼”,大摆其身价。杭州十三座官办的酒楼,都有自己的“官名角妓”。当地风流纨绔子弟“欲买一笑”,就直接到阁子里去点花牌,为了随心所愿,必须是“亲识妓面”,又担心店老板隐瞒推托,有时还必须“以微利啖之”,塞上点小费。

  那些大酒楼里的妓女们,簪花盈头,笑容满面,等待着阁子里酒客的招邀,时人称之为“卖客”。另有一种女孩,“不呼自至,歌吟强聒”,讨点小钱,人们称作“擦坐”。还有穿梭于各酒楼茶肆之间吹弹说唱的艺人,当时叫作“赶趁”,类似赶场子。《水浒传》里金翠莲遭镇关西欺凌,因自小教得些小曲儿,到潘家酒楼赶座子,在阁子里演唱时哭哭啼啼,就是赶趁的例子。比起这两种人,那些称为“卖客”的妓女,主要出入阁子,还不算太丢份。

  宋时法度:官营酒楼的应招妓女,只站着歌唱送酒,“不许私侍寝席”。据《都城纪胜》,私营大酒楼的那些私妓女点唤助酒,也只是伴坐而已,在阁子里是卖笑不卖身的。但个别中型酒店,则利用酒阁子做起了皮肉生意,酒色并举。有一种叫作庵酒店的,就在酒阁内暗藏卧床,有娼妓在内,酒客“可以就欢”。作为标记,这家酒店门口的那盏栀子灯,不论晴雨,上面总覆盖着一顶斗笠。这种酒店在其他城市也有分布,大诗人陆游退居故里时,有一次从绍兴府郊外夜归,有诗抒写触目的对比:“空垣破灶逃租屋,青帽红灯卖酒垆。”

  为了让氛围更为雅致,酒楼老板会在阁子里“插四季花,挂名人画,装点门面”。生活在金元之际的元好问,曾见太原一家酒肆的阁子里悬挂着朱熹的手迹,以至于他感慨赋诗说“晦庵诗挂酒家墙”。个别店肆还会特地在阁子里留一方粉墙让客人乘兴题诗作画。《水浒传》三十九回“浔阳楼宋江吟反诗”也可为证:

  宋江便上楼来,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。独自一个,一杯两盏,倚栏畅饮,不觉沉醉。忽然作了一首西江月词,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。起身观玩,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。宋江乘着酒兴,磨得墨浓,蘸得笔饱,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。

  据《宋诗纪事》,有一个无名子曾在杭州太和楼东壁上题诗,洋洋洒洒二十句揄扬酒楼的气势规模之宏大与酒肴声色之精致,最后落到题壁上:

  有个酒仙人不识,幅巾大袖豪无敌。

  醉后题诗自不知,但见龙蛇满东壁。

  虽然缺乏直接史料,但可以想见,阁子里的消费水平与散席远不在同一档次上。当时,阁子隔音效果还不太理想,以至于金翠莲的啼哭声传到了鲁智深喝酒的阁子里,宋江在东京樊楼也能听到隔壁阁子里史进与穆弘的狂言。但阁子毕竟让酒客享受着更到位的服务,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。

  于是,《水浒传》经常以此为场景,在这一空间里,陆虞侯在樊楼计赚林冲,武松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,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,柴进在御街酒楼的阁子里药翻了王班直,穿了他的服装混进了大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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